如果领导只想着未来一个季度、未来一年发生的事，肯定会被落下。

　　“我深知业界竞争的残酷，在高科技领域，如果你不处在技术潮流的最巅峰，你的对手就会把你创造的东西砸得粉碎，让你的员工流浪街头。我不想悲剧在我这里发生。”思科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的忧患意识超乎寻常。

　　目前，美国的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不良影响似乎并没有停止蔓延的迹象。或许，约翰·钱伯斯去年底在中国下的160亿美元巨注，也是他不得不出的招。下注后不久，约翰·钱伯斯就于2008年初成立中国战略委员会，与发改委和商务部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与北京大学共建世界一流的“领导力研究院”。

　　“我们必须向传统思维挑战，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都需要始终确立一个有挑战性的目标。”约翰·钱伯斯经常这样说。

　　也许正是在他的这种精神的影响下，在未来五年内将中国市场发展成为全球三大市场之一已经成为思科必须实现的战略目标。如今的中国已经取代几年前的印度成为思科在全球布局的焦点。

　　为了更好地推进思科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将“思科中国”转变为“中国思科”，约翰·钱伯斯还不断约谈思科中国高层，与他们交流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动态等的看法。

　　也许长久的竞争锻造了“互联网先生”约翰 · 钱伯斯的顽强生命力。在今年4月16日举行的北大演讲中，年已半百的他激情四射，听众气氛热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他和听众互动时，竟然撇开主持人，亲自拿着话筒全场走动，为提问者递上话筒。约翰·钱伯斯这种丰富的感染力，给所有在座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并不年轻的“年轻”帅哥声情并茂的发言，令人无法相信他在上中学时曾患过口吃症。

　　“其他公司对于中国第一反应想到的是商业交易，而我们要跟中国做合作伙伴，是一辈子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基于商业交易的合作伙伴。”

　　《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DT）：思科在美国正在精减员工出差等方面的开支，但在中国开出了160亿美元的支票。中国是否已成为你手中的最大筹码？

　　约翰·钱伯斯：中国是思科投资的重要领域，这跟我们差旅费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会更频繁地接触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差旅费节省了20%，节约了1.5亿资金。我们把节约出来的钱更好地用于铸造合作伙伴关系和投入到客户身上。

　　20%差旅费的节约意味着更大生产力，我们可以分配出更多资金引入到其他领域，这也是绿色环保举措之一。

　　DT：思科中国董事长史瑞夫与思科全球负责业务运营的常务副总裁Randy Pond先生将共同领导思科“中国战略委员会”。做出这样的布局后，思科在中国的市场会有什么变化？

　　约翰·钱伯斯：我对思科中国区总裁林正刚在中国的领导力以及表现是非常满意的。思科中国董事长史瑞夫是把思科全球的资源带到了中国，他会负责全球供应链战略的发展，还有制造合作伙伴的整合。通过收购及合作伙伴关系，更好地推动我们的研发。史瑞夫和林正刚只是分工不同，不是上下级汇报关系。

　　DT：去年11月，您在北京承诺思科会以中国为家，与中国共同发展。不到半年时间，您再次来到北京。您如何描绘思科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蓝图？

　　约翰·钱伯斯：第一阶段，未来5年我们承诺投入160亿美元。首先是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思科的网络技术学院项目，要培训年轻人。我们在中国已经培训了很多人。我们怎么样把数字翻一番？我们跟教育部有个备忘录，将在未来3年再培训10万人。现在我们会更加关注在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相关的投入。

　　同时，在教育当中要促进创新和就业的发展，在新的概念当中做投资，帮助创业的企业。我们投资于创新型的公司已经50家，有7亿美元，今后还会投资3.5亿美元帮助中小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