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大地震的发生，使中国进入了非常状态。
这一场灾难并不亚于一场战争，事实上，中国军队大规模出动：陆军、空军、防化兵、空降兵、舟桥部队、武警部队、公安部队、消防部队、特警部队等等。据说空军除了战斗机，其他机种全部出动了。大地震致使死亡与失踪人数近10万，受伤人数近40万，被解救人数150万，救治伤病员数213万人次，受损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近1000万人无家可归，受灾人数4000多万。幸存的人说，再看任何恐怖片都不会感觉恐怖了，因为他们经历了人生最恐怖的事件。
因此，要把这种事件当作非常态事件看待，围绕这个事件的一切思维和行为也都应该是“非常态”的。如果把它当作常态看待，就会犯下不同程度的错误。例如，万科开始时就把它当作常态来对待，而后来捐款1个亿就是把它当作非常态来对待了。思科公司在平时的捐助方面并不突出，但这一次，思科全球CEO钱伯斯先生亲赴四川灾区，决心追加捐助一亿美元，并计划派出15人团队在四川灾区持续工作三年，背后还有一个美国专业团队的支持，这也是因为他们把这次事件看作了一个非常态事件。
在常态的全球共识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中并没有包含慈善事业。例如经济合作发展组织1976年发布的“OECD跨国公司行为准则”、泛宗教企业责任中心1995年发布的“ICCR全球公司责任准则”、联合国1999年发布的“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等等，都没有把企业要进行慈善事业，或者要用收入或利润的多少比例进行慈善事业作为准则或者原则之一。最为著名的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先生提出的UNGC十项原则是：1、支持、尊重和保护国际上宣布的各项人权；2、企业应当确保不成为侵犯人权的共谋；3、支持结社自由并切实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4、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和强制劳动；5、切实废除童工；6、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7、支持对环境挑战采取预防办法；8、积极推动对环境负起更大责任；9、鼓励发展和推广无害环境的技术；10、反对各种形式的贪污、包括敲诈勒索和行贿受贿。
在中国，据说数百家企业参加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可谓步入了国际化。这十条原则是否适用我们，可能无法评价。但我想，中国的确太特殊，如果在中国要列出自己的十项原则，企业开展慈善事业一定会被列成其中一条（另外如依法纳税、诚信经营等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企业条款是否也会被纳入？）。而且，现在全社会都把企业是否开展慈善事业当作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衡量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在这种高度的社会共识之中，有时理论是苍白的。
那么，以这次大地震为例，在非常状态下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首先是非常态捐赠。既然在常态的中国社会中，企业捐赠被认为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在非常态下，捐赠的责任和意义就会被数倍，甚至十倍百倍地放大。就像在战争中，家家户户送不送军粮、纳不纳军鞋被看成爱不爱国的标准一样，企业不捐赠，尤其是大企业不捐赠，就像富人在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下不拥军，会受到极大的社会压力，甚至会有生命之虞。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捐赠是有长期持续方向，有常规额度的。但认识到中国这次的大地震是严重的非常态事件，因此可以调整方向，打破额度。例如诺基亚公司的分管副总裁萧洁云女士专门飞到总部去解释和说明这种非常状态。在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贫富悬殊严重，城乡差别严重的状态下，西部农村地区发生了这样巨大的灾难，社会有理由期望东部地区和城市富裕阶层多进行一些捐助。中央部署东部省份对口支援受灾的一个县，就体现了这种思路。至于企业是否跟着政府走则另当别论。
其次是非常态专业能力的提供。陈光标这次成了英雄，并不是因为他捐钱多（捐钱再多也是获得多一些喝彩，但成不了英雄），而是他第一时间亲赴灾区提供了重型机械救人，这种专业能力赢得了社会由衷的尊敬。还有中联重科、三一重工等都因此赢得了全社会的尊敬。万科公司也是如此，公司负责企业社会责任的朱保全说，当万科的重型机械车队开到绵竹遵道镇时，所有的志愿者都哭了，因为他们深深感受到双手的无力和专业设备的力量。还例如，思科计划中对灾区的三年援助并不是仅仅提供金钱，而是以其专业能力为灾区提供远程教育和远程医疗服务，并且联合无国界教师和无国界医生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