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rtmouth’s Ethics Institute)的执行董事安妮?多诺万表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他们知道，到这里来不仅仅是为了学习最低限度的东西，而是要学会如何成为对社会尽责的公民。”通过大量的协同作业与极少的书面作业，塔克商学院在教学实践中将欺诈的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伦理学并不是学校的必修课，但却是一门选修人数极高的课程。
多诺万表示：“这使得学生们能够有机会思考一下其它课程中困扰他们的问题。”
在商学院，多数伦理学教学都倾向于集中在伦理决策的反面案例上，而不是围绕基本的诚实问题。这些案例，例如安然案和埃克森-瓦尔德斯(Exxon-Valdez)案，它们考察的是一些个人与公司做出骇人听闻决策的情形。这些案例对一些灰色地带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灰色地带中，人们做出了后来被视为“伦理性的”商业决策。这些案例也研究了做出这些决策的人感受到了何等的压力。这种教育方式倾向于让学生们获得一种对与错的游标卡尺，而不只是一套绝对的标准。
多诺万表示，解决更为老生常谈的剽窃议题， 可以让伦理观念变得更加个性化。学生彼此之间可能会比教师的严厉程度更高。他们知道，越界也许会产生巨大的个人收益，但也会带来同等的风险，并会对社群造成致命伤害。
她相信，商学院的学生更有可能会自我揭弊，因为他们“更为直接了当，并更愿意表明‘当然我做事情时要抄近道’，不过他们之后会给出理由。一位哲学系或比较文学系的学生永远不会承认自己作弊。”
多诺万曾在美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执教。若是在这个学校的工程学测验时作弊，或许就会意味着一旦战舰上发生问题，你将猝不及防。剽窃会造成这样的后果，着实令人恐怖。
多诺万补充道，尽管写商学院论文时的作弊并不会如此严重，但“这些从顶级商学院毕业的学生们可能会进入商界，并会为之眩惑。如果他们自我欺骗，很快就会被发现。”
麦凯布表示，从教师的角度来看，除了纯粹的伦理考虑以外，他们也很难将学术荣誉给予那些抄袭他人作品的学生。不管学生是以欺骗方式提高成绩，或只是为了符合学业规定而进行“时间管理”，对于教授们来说，给这些人评分很困难。不同的商学院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一些学校将政策制定的权限交付教学部门，而其他学校则将权限交给学生，并采取一套严格的荣誉守则。最后一种办法通常更为有效。
在位于美国达特茅斯的塔克商学院(Tuck School of Business)，新生在抵达学校的头一天就要学习荣誉守则，同时他们还必须要参与某种形式的社区服务。达特茅斯伦理学院(Dartmouth’s Ethics Institute)的执行董事安妮?多诺万表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他们知道，到这里来不仅仅是为了学习最低限度的东西，而是要学会如何成为对社会尽责的公民。”通过大量的协同作业与极少的书面作业，塔克商学院在教学实践中将欺诈的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伦理学并不是学校的必修课，但却是一门选修人数极高的课程。
多诺万表示：“这使得学生们能够有机会思考一下其它课程中困扰他们的问题。”
在商学院，多数伦理学教学都倾向于集中在伦理决策的反面案例上，而不是围绕基本的诚实问题。这些案例，例如安然案和埃克森-瓦尔德斯(Exxon-Valdez)案，它们考察的是一些个人与公司做出骇人听闻决策的情形。这些案例对一些灰色地带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灰色地带中，人们做出了后来被视为“伦理性的”商业决策。这些案例也研究了做出这些决策的人感受到了何等的压力。这种教育方式倾向于让学生们获得一种对与错的游标卡尺，而不只是一套绝对的标准。
多诺万表示，解决更为老生常谈的剽窃议题， 可以让伦理观念变得更加个性化。学生彼此之间可能会比教师的严厉程度更高。他们知道，越界也许会产生巨大的个人收益，但也会带来同等的风险，并会对社群造成致命伤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