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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坚守
 
苏轼始终积极关心当时的社会风情和国家的政治措施,以“济苍生,安社稷”为理想。然而现实却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苏轼的一生十分坎坷。苏轼一生辗转于徐州、杭州、密州、湖州、黄州等地任职,每到一地,都留下了政绩,留下了良好的口碑。徐州防汛,杭州筑堤,儋州授馆,兴修水利,架桥凿井,赈灾施药,都于史有记载。从政治意义上,苏轼与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又完全继承了范仲淹等先辈前贤的事业,他是这样心系天下民生,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完全坚持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孔子说“在其位,谋其政”,苏轼正是用一生来将此理念付诸现实。所以,最终他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千百年来始终为人传颂。
 
继承与创新
 
词产生于花间樽前,兴起于歌筵舞席,是娱宾遣兴的工具。晚唐的温庭筠等花间词人一开始就奠定了“词舒艳情”的基调。词又被称为“倚声填词”或“按谱填词”,有严格的声律约束。然而苏轼并没有被这个传统束缚,而是开创了豪放派,独成一家。苏轼的词并没有囿于花间小令,一扫先前的旖旎哀婉,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苏轼自己也曾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无论是词作,还是书法,抑或文章之学,苏轼都怀着创新求变的精神,也因此成为后人仰望的大家。
 
工匠精神、探索
 
苏轼读书涉猎广泛,博闻强记,处处留心,勤思善问。他对前人作品中有关石钟山得名的两种说法不仅知晓,而且有所不满和怀疑。极具文坛地位的《石钟山记》中有“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此独以钟名,何哉?”等句,无不说明苏轼对石钟山之得名早就充满了好奇心和因名求实之愿望,并且不迷信盲从古人,对前人敢于提出疑问。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敢于大胆怀疑又持之以恒的探索精神。
 
原则自律
 
苏轼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他看到了守旧的弊端,也清楚革新的不当之处。他心中只有一个立场,那就是以国家为重,要对百姓有利才行。因此他独立不倚,正直不屈,绝不做墙头草随风起伏,不像众人一样随笔逐流。在革新派势力强大、炙手可热的时候,他敢于指出新法的缺点和错误,以致身陷囹圄;后来革新派失势,保守派执政,废除所有新法,苏轼也没有因为保守派重用他就偏袒他们,而是秉持公心,为新法辩护,置可能再次遭受的迫害于不顾。苏轼的这种精神,为后人所景仰。陆游《跋东坡帖》赞扬说:“公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精神信仰
 
从京城到黄州,他的地位变了,身份变了,高也好,低也好,顺也罢,逆也罢,身居庙堂或者远处
 
江湖也都无所谓,他都可以游刃有余地活出自己的旷达与洒脱。他的精神内涵没有变。他身上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底线,都没有变。他在坚守他应该坚守的心!
 
责任、担当
 
(同前面的不忘初心)
 
素材是写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不断积累的越来越多,你写作的时候才会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