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目前面临国际外需萎缩、国内成本上升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体制成本的上升,要想延长成本优势一要靠制度改革,二要靠创新。

       应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之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来深圳参加“智库报告厅”论坛,作关于“2017年经济形式”的演讲。周其仁认为,中国目前面临国际外需萎缩、国内成本上升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体制成本的上升,要想延长成本优势一要靠制度改革,二要靠创新。

1.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以及为什么

首先怎么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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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是在300人现在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不会干拉倒。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首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

所以,特朗普也出现了,特朗普反应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老萨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的,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要发生作用了,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全球外需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对你影响就小。偏偏我们在高速增长当中,我们是高度依赖外需的,那当然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