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关注：“脱欧运动CEO”

        马修·艾略特曾任英国“为脱欧投票”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被一些媒体称为“脱欧运动CEO”、“威斯敏斯特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但在选择“留欧”的伦敦人看来，他是个“十足的骗子”。

他是个优秀的说服者，曾成功劝说英国多数选民做出“脱欧”的历史性选择，但他却否认自己是个“游说者”。他被媒体称为“威斯敏斯特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但在选择“留欧”的伦敦人看来，他是个“十足的骗子”，他发出的几乎每条推特下都有人留言批评。

马修·艾略特曾任英国“为脱欧投票(Vote Leave)”组织(英国选举委员会认定其为“脱欧阵营”的官方拉票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被一些媒体称为“脱欧运动CEO”。

笔者努力将眼前说话文质彬彬、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英国人与历史上那些说客的形象对应起来：苏秦、张仪、孔子、烛之武。

艾略特是哪种?

笔者问他，他笑了，很快纠正说：“我更愿被称为‘政治活动家(Campaigner)’而非‘游说者(Lobbyist)’。”

英美传统上，“游说者”是立法者与利益集团之间的桥梁，职业“游说者”与利益集团合作，以保证国家政策制定符合集团的利益。

在美国，华盛顿的“K街”也因聚集了众多游说组织、智库、公关公司、民间社团等成为知名的“说客街”。在英国，有人测算，游说者们与每个下院议员接触的次数，平均每周超过100次。丘吉尔就曾在年轻时为一家大石油公司游说。

游说者群体能量之大，以至于他们被称为英美议会两院之外的“立法第三院”。历史上，游说行为与金钱、丑闻始终相伴，法律也一直在查漏补缺，不断对游说行为进行规范。

艾略特说，虽然英国媒体称他为英国“最高效的游说者之一”，但他不愿被人这么称呼，因为他参加的所有游说都基于民意。

“我代表纳税人，对政府在某项公共政策上的浪费进行批评，并将这一信息传播给更多的人。”他说，“我并不直接和政客合作，我只是通过开展各种活动以代表公众的情绪和意见，并借助媒体将之进行传播，并影响更多的人，最终影响到政策制定。”

不过艾略特想了想，又说，如果非要说他是游说者的话，那么他也是对自己真心相信的理念进行游说，而非为了钱而游说。

艾略特所在的“为脱欧投票”组织主要经费来自各界捐赠。比起英国政府支持的“留欧阵营”，“为脱欧投票”所获得的资金少得多。在成功带领“脱欧阵营”取胜后，艾略特有不少机会成为一些大企业的说客，但他还是选择去了收入更少的研究所做研究员，因为那是他喜欢的工作。

在“脱欧运动”中，艾略特代表的是那些想改变与欧盟相处方式的民众，帮助将他们的声音放大。英国公决“脱欧”后，艾略特曾发推特：“英国人民选择‘脱欧’，选择离开那种腐烂的政治体系，那种让普通人无法拥有权力的体系。”

从筹集资金、到招聘文案写手、再到和各界人士交谈，艾略特曾经什么都做。他每天早上7点到办公室，开会、打电话筹款、和捐款人约时间面谈、和同事们茶叙、接受媒体采访，晚上在不同场合演讲、争取商业界人士的支持，常常在半夜11点才到家。

艾略特承认：“做个政治活动家是件很痛苦的事。”但他也享受胜利带来的快乐。“脱欧”公投9个月后，艾略特的推特账号的背景图片，还是他在得知“脱欧派”获胜后的那个喜悦时刻。原本领先的留欧阵营最终失败，在他看来是每个环节都出了问题。

在为“脱欧”拉票的活动中，“为脱欧投票”十分注重科技手段和新媒体的使用，这被认为是当今说客新的“三寸不烂之舌”。

“我们成功之处在于，我们更精确、更高效地在脸谱网站上对目标人群进行锁定，发现那些潜在的‘脱欧’支持者，并将我们的信息传送给他们。”艾略特说，“新媒体时代，一个成功的政治运动领导人一定能在最好的数据专家的帮助下，发现正确的目标人群、发送正确的信息。”

“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不知道这是不是每个职业说客都拥有的理想。当笔者告诉艾略特中国历史上那些“忠君重义”的说客时，他很兴奋，让笔者一定将他们的名字写下来，他要去查查他们的故事。